2012-02-21

    张猛:“别让时代牵着你的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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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猛:“别让时代牵着你的鼻子走”

    /马戎戎

     

    在鞍山和导演张猛会面,他恰好刚刚开拍新的电视剧《离幸福只差半步》。主人公,依然是《钢的琴》里的陈桂林和小雨。只不过,这一次,篇幅充裕了太多,他可以从上世纪的70年代,一直写到我们这个世纪。

    张猛说,套拍这部电视剧,是为了还钱,养家。

    他让我到电视剧的外景地去找他,那里是鞍山市的红旗拖拉机厂,电影《钢的琴》的外景地,就在这里。

    大院很大,很空旷,空落落的。厂房都有着50年代苏式建筑的整齐干净的线条和漂亮的红砖。但就是,很空旷。10月初,东北的气候,已经有点清冷。当时,电影还在拍摄的时候,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工厂里长大的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去吃晚饭的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敲打着饭盒走过,问明白电视剧的名字后大声嘲谑着说:“离幸福只差半步?——还有幸福么?”

    张猛对此毫无反应——也许压根儿就没听到的。这不算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当时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钢的琴》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群工人展开的:下岗钢铁厂工人陈桂林靠组个小乐队在当地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上吹拉弹唱混口饭吃。这时妻子要跟他离婚。他问女儿离婚之后跟谁,女儿很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为了女儿,也是为了自尊,陈桂林和一伙曾经在钢厂的朋友借钱去买琴,借醉去偷琴,最终,他和伙伴们决定自己动手,用工厂里的钢造一架“钢的琴”。

    2011年的上海电影节,投资只有600万的小成本影片《钢的琴》一下子获得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4项奖项。之前只拍过一部电影《耳朵大有福》的导演张猛瞬间成为了2011年度华语影坛最热门的人物。

    这部以国企转制为背景,下岗钢铁工人为对象的电影引起的反响,不仅仅是在电影界。20117月,曾经亲自去铁西区做过下岗工人调研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杭州的电影院里看到它的时候,电影院加上他自己只有4个人。看完之后,他为这部电影写了一篇不是影评的专栏文章。文章中他写到:“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钢的琴》的票房并不算好。用吴晓波的话来讲,排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小成本的《钢的琴》,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插曲。而事实上,《钢的琴》的票房,不过才400万。上映6天之后就下了档。

    张猛还记得,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这位中年人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曾经也是一名工人。他说起他的过往时是这么说的:“咔嚓一下,就下岗了”。《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也勾起了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张猛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钢的琴》的开头,有一个小孩,抡起空啤酒瓶子就往自己头上猛砸,一个,两个,三个……那种绝望,不吝,血性和生猛,令人发颤。

     张猛自己的解释是,这个镜头,象征着工人阶级的自我嘲讽和自我毁灭:“工人,他们从前是“老大哥”,现在能为了别人的红白喜事而去操持。我觉得这个已经退到他们内心最低的防线。连瓶子都能往自己头上砸,那老大哥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对于从小在钢厂长大的张猛来说,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看似依然生猛活泼的生活表层下,他敏锐地感觉到了那个时候,那一批人内心的绝望,空虚和失落。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7月份,为了在北京的首映,电影里那架“手工钢琴”,被送到了北京。被运达的那一刻,张猛忽然觉得,和那些漂亮齐整光滑的正规的钢琴相比,这架钢琴:“笨拙而束手无策”。就像当初下岗的那群人。

    时隔十数年,当年的一群人大多数早已走出了当日人生的低谷。车过铁西区,除了厂房依然存留,已经早已不是当年重工业基地的模样。和中国如今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四处树立着楼盘广告的大广告牌。

    如果没有张猛、王兵这样一群人。也许,再过一些年,连工人们自己都会忘记那段过往的历史和那段生活。《钢的琴》公映之后,有些人已经在问张猛:“那时候有那个牌子的啤酒么?也有宝马么?”

    其实,一切只不过仅仅过去10年而已。

    采访的时候,跟着拍电视剧张猛在辽阳师范学院转场。和学院的一名老师无意中谈起:“这是电影《钢的琴》的导演。”他忽然惊讶地看向我:“这就是《钢的琴》的导演?”

    他说他喜欢那部电影。

    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荣耀的呢。

    无论票房如何,在今天的中国影坛,《钢的琴》注定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影片。2002年以来,在中国电影商业化的浪潮中,全体中国电影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向市场倾斜,近10年以来。我们拍摄了大量了武侠,宫廷,忙于营造各种绚丽的视觉奇观,对现实的关注却几近失语。而《钢的琴》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直面现实的勇气,更在于在这进十年渐成主流的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在各种势利和张狂的骄气之下,张猛依然保持了对现实严肃清醒的关注和思考,并且,幽默。

    有一种愤怒,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的。

    访谈:

     

    搜狐:先大致谈一下自己的经历?

    张猛:“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电影学院毕业。在北京漂了好几年,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所以就回沈阳了。在辽宁电视台混了一阵子,后来在本山传媒待了两年,拍过广告、当过编剧,混到了副总。

    搜狐:都混到了副总怎么还要回北京拍电影?

    张猛:还是想拍电影。而且其实“副总”也没多少钱。

    搜狐:上海电影节上你介绍自己是“辽宁铁岭人”,很多人都笑了。谈谈你对铁岭的印象吧。

        张猛: 铁岭在我的印象之中是一座特别小的小城。城市里有一座山,叫做龙首山。关于龙首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是这里原来有一条龙,但被人一刀砍断了。龙首山的那一半叫做龙尾山,两座山之间有桥梁连接。

    我记忆中的铁岭还是座小城,所有的人都认识。从城市的这边走到那边,大概20分钟也就走完了。现在的铁岭扩建了。.但是我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那个时候。我的好多同学啊什么的都在那里。

    我家里有很多人都在工厂。我舅舅的家人啊什么的都在沈阳了。但后来我在铁岭也没待多久,就转学到沈阳了。

    搜狐:你,王千源和秦海璐,几位主创都是东北人,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部“东北人的电影“。

    张猛: 我们这个组的工作人员的确大部分都是东北人。剧本就是一个带有老的重工业基地和情节的剧本。而长期以来,我工作的伙伴一直是东北人。海璐,千源都是东北人,也都比较熟悉.如果找不是东北的演员的话,而是一些大卡司大明星的话,重新再学东北话什么的,时间和成本都会上去.现在就是磨合起来比较方便.

       搜狐:东北人给人的印象是身上总有一种喜感,特别热烈,特别质朴。《钢的琴》的题材其实很严肃,但这种喜感还是处处存在。这和东北的二人转传统,和你自己写小品的经历,有关系么?”

       张猛:现在一有采访什么的,大家都愿意把这种特质归结到二人转身上。但那其实只是一个方面。东北人骨子里本身其实就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很乐天。说话比较直,很直爽。东北有大片的黑土地,土地不是那么贫瘠,扔一把种子就会长出一片庄稼。衣食无忧,骨子里不愁。尤其到了冬天,没什么事情做,就凑在一起唱歌哼小曲什么的。这养育了很多东北人性格里乐天幽默的东西。但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东北文化,就觉得好像东北文化只有二人转一样。这让我非常不赞同。当年张作霖也是把二人转赶出城里去的。因为这东西确实是糟粕。包括今天赵本山所说的很多二人转,也确实是糟粕。因为很多二人转表演其实就是把简单的段子那到了剧场里去演。而且很多老百姓确实素质也比较低下。但是它流传比较广泛,还是代表了比较多的群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点。

    搜狐:那么你认为,东北文化的哪一面是大家认识得不够充分的?

    张猛:我觉得,东北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业文化里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比如鞍钢,比如石油等等。中国曾经有许多以东北的工业基地,工厂为背景的影片。比如《铁人》等等。但是后来二人转流行起来之后,就让很多人觉得东北文化很单薄,好像就只有二人转了。一些东西被遗忘掉之后,另外一些东西自然就会被突显出来。人们需要减轻压力。需要特别简单,很容易就达到短平快的浅层次的快乐的东西。但是那个更快餐化,更让人通俗易懂一些。

    搜狐:影片里有一些歌舞的场面给人印象很深刻。你爱看歌舞电影么?是不是受了一些歌舞电影的影响?”

    张猛:小时候看过很多印度电影,可能确实受到一些印度电影的影响。

    搜狐:也有人说《钢的琴》有库斯图里卡的风格。有一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在里面,还有一点小小的癫狂。

    张猛:有人说像。我想说,其实我自己也觉得确实很像。像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处在同样的环境里,处在一个同样的社会转型期。突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到一个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变革时期,都是从一个集体,到一个个体。所以讲故事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包括人的精神状态,都有一点小小的癫狂。这个东西的相似不是我跟的库斯图里卡的相似,而是两种社会环境的相似。但是我们的东西肯定在深度上没办法跟他们相似。我们这个还是不疼不痒。

    搜狐:据说《钢的琴》故事的灵感源自一架木头制的钢琴

    张猛:我看到过一座木头的钢琴。我看的时候是在铁岭的评剧文化艺术团里。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心里非常的凄凉。木头都皲裂了,我们打开,发现里面的键许多都没有弹起来。一个键和一个键都排不到一起。有一个键好像只能发出一个音。有个故事,好像里面的键一生只能发一次声音。可能和时代啊,工人啊这种东西。再也回不去了。好像这个和时代呀什么的都脱离了。

    后来我跟我父亲聊,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在样板戏学习班的时候,因为有视唱练耳的课,而又买不起钢琴,所以就自己手工制作了一架钢琴。那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的事。我知道那时候也有很多父母,因为小孩子要去学琴,就把工作什么的都辞掉,陪小孩去学音乐,租房子什么的故事。

        还有一件事是,铁岭有一个大的市场叫做钢材市场。钢材市场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就是由那些失业的人组成的。失业之后他们没有立即在社会上找到位置,所以就在钢材市场里干起了个体。他们的摊子上车、钳、铣、铆、电、焊一应俱全,就像是把整个车间都搬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混着度日。

    搜狐:这些细节都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张猛:“一种失落感。琴键一生只能发出一次声音。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种意味在里面。”

    搜狐:有一个镜头给人的印象很深,那是发生在片头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把空啤酒瓶轮流往自己的头上砸。那种生猛,暴烈和血腥味,很让人动容。

        张猛: 作为影像来讲,我觉得,他有一种自虐的倾向?我觉得是自虐。这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种现象,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会常见。但是现在可能在偏远的地区才能看见了。我觉得是象征着工人阶级的自我嘲讽和自我毁灭。工人,他们从前是“老大哥”,现在能为了别人的红白喜事而去操持。我觉得这个已经退到他们内心最低的防线。连瓶子都能往自己头上砸,那老大哥有什么不能干的呢?我没说我自虐。但我觉得这是工人阶级的一种……我也不好说。的我把这个情节放在电影里面,当它作为一种语言出现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电影语言。各花入各眼。我扔在那儿,也许我什么都没想。你怎么想怎么是。

    搜狐:整个故事是从陈桂林离婚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设置?

    张猛: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时工人下岗后,很多家庭也随之破裂了。社会的变动会影响到个人生活的状况,而很多社会变革的代价,最后都是要小人物来买单。

    搜狐:大家都知道,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当下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这部电影在立项,审查,通过等方面有遇到一些困难么?

    张猛:其实还挺顺利的,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搜狐:商业上对你的压力和要求呢?

    张猛:《钢的琴》是部小成本电影,《耳朵大有福》也是这样,所以,前两部电影还没有遇到什么商业上太过分的要求。在剧本上,在剧作上,相对来说都还比较宽松。但是我心里也知道,两部电影的票房都不好,可能会对下一部电影有所影响。

    搜狐:当时《耳朵大有福》的票房就不太好。那么为什么会在《耳朵大有福》之后还坚持拍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

    张猛:我想这跟一个人的情怀可能有关系吧。我们拍电影,都是要拍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其实《钢的琴》的故事构想,是在《耳朵大有福》之前的。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先拍《耳朵大有福》。因为《耳朵大有福》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天的生活,比《钢的琴》要容易得多,也简单得多。《耳朵大有福》是第一部作品,人物也比较少,就像范伟老师的独角戏一样。我认为青年导演开始一定是拍自己比较熟悉的题材,一开始就拍商业片,不是特别合适。商业片有大有小,但我相信小成本的商业片也会四两拨千斤。

    搜狐:听说为了演这部电影,秦海璐自己没要钱,而且还借给了剧组一笔资金。

         张猛:钱也都还了……。当时我想找海璐——我没看过她的戏,但是我知道她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很大女人的性格。所以我说有这样一部戏的时候,她说,前提是我能找到一笔健康的投资。结果是投资很不健康。我自己的私房钱什么的都搭进去了,劳务也都搭进去了。

         海璐她比较有演员的直觉,刚到组里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缺钱?当时我也是在掩饰,所以就说:“不缺”。其实当时我也在四处找钱,各个电影节的创投啊什么的地方都去过了。韩国的很多地方答应给支持,但也都是用后期设备免费等等的形式,没有现金。而且因为路费的问题,也没有成功。海璐就知道这件事,她就说,她不愿意一个片子,只是因为缺乏现金就夭折了。所以当时海璐自己的劳务就没有要。反而还自己给了好几十万块钱给我。

    其实我一直挺感谢她的:在很多人还只看到几个镜头,前景未明的时候。海璐就非常慷慨地拿出这些钱来支持我,我觉得这是她东北人的直爽和义气,也是对青年导演的扶持吧。让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没有她,我们可能真的剪不完这部电影。

    搜狐:现在回头想想,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张猛:我就是觉得不从容。一天到晚有好多事情在忙,但十二小时里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在工作。其它时间都花费在其它事情上。因为资金的问题,胶片也很紧张。不可能在一个很从容的状态。但电影本来就是一种遗憾。我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遗憾降到最低。遗憾,那就过去吧。到下一部戏在争取少丢分。也没有弥补,也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了。

    搜狐:一共有多少本胶片?

    张猛:当时一共有170本左右——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因为这种不从容,反而可能保持生活的质感。我想我如果一旦有钱可能就要把这儿那儿的涂了。但没钱可能就是不经意中美术涂成的颜色,反而有生活感。

    搜狐:拍得最长的一条,是哪一条?

    张猛:有一个场景,鱼缸里有一条鱼。我们把鱼扔进去了,但是那条鱼不配合,不听话,死了。于是我们就另外再换一条。这条拍了九条,是最长的。

    搜狐:你,宁浩,都是师兄弟,你怎样看待贾樟柯和他的电影道路?又怎样比较你们三个的电影?

    张猛:贾樟柯一直是我的偶像一样的。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导演,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底层,面对时政,包括一些时事。我觉得我们还达不到贾导的一些视野。他的那种对人文的关怀。我也没有那种能力把那些那么生活化的东西组织起来。比如说他的《三峡好人》,我觉得那是我拍不出来的电影。

         我觉得,相比贾导的那种人文化,我的东西可能更加戏剧化一些。我的胆子可能稍微比较大。我还是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进入到市场,进入到院线,把我想说的话用一种更能被大家接受的更好看的方式呈现给普通观众。其实《钢的琴》并不深,只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只不过我恰巧可能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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